其次，國內自主研發經驗不足。大唐提出的標準，后的產業化難度也是超出大唐預期的。它前身是研究院，產業化經驗沒有，資金也不足，肯定進展緩慢。
　　
　　我們在國際上征集標準的時候才開始接觸3G，對于3G的研究，國外早我們10年以前就開始了，因此我們起步和國外相差了10年。有了3G的經驗和基礎，4G的差距就小了很多，也就1~2年的時間。
　　
　　在2006年，美國全美亞洲研究所曾經發布一篇題為“標準就是力量”的特別報告，分析了當時中國政府和企業對TD的態度，報告指出：“一些中國公司已經從現存的國際標準及知識產權體系中成功獲利，因此對中國政府支持另起爐灶開發中國自己標準的做法并不支持。它們緊密追隨政府技術政策的現象卻越來越少，盡管它們不可能完全忽視政府的意愿”。“有跡象表明，即使在政府內部，各部委、同一部委下屬各不同部門也可能對推行特定標準的看法相去甚遠”。“雖然政府曾經支持TD-SCDMA標準技術的開發，即使TD-SCDMA已經被ITU認可為國際標準，政府對其作為國家標準的態度一直猶疑不定。既想推行擁有中國自主技術的自主標準，又想在市場及中國國內各利益方面前扮演一個更為中立的仲裁者的角色”。“我們時常發現標準制定各參與方之間似乎存在不一致的利益，這使得在中國標準制定中協調各方利益頗為困難”。
　　
　　由于政府的態度不明確，產業界觀望，產業化主體經驗不足，同時運營商習慣用國外技術成熟、質量穩定的產品，也沒有帶動國內產業鏈的社會責任理念，國資委只考核是否保值增值，中國移動在3G上面貢獻是很大的但在決策上也有所保留，因此TD在推廣使用期間還存在一些問題，用戶的體驗不夠好。另外，無論如何TD網的寬帶能力總是好過GSM網，為何一方面抱怨TD網的利用率只有30%，另一方面大量數據業務要讓GSM網承載？上述情況論中國移動的實力本來是可以避免或改善的。
　　
　　后一階段就比較好了，政府非常堅決，把住了龍頭企業，引導大唐開放，形成產業聯盟，動員了更多企業形成產業鏈。
　　
　　TD的發展經驗，從全盤采用國外的標準、技術和設備，到自主研發，形成中國標準，先成為國際標準再回到國內成為國內標準，以廣闊的市場資源帶動了整個產業鏈的快速發展，不僅在移動通信領域是成功的實踐經驗，而且適用于很多領域。中國的廣闊市場是而且應該是我們自主知識產權技術成長的土壤，我們的高鐵建設、大型水電建設等國家重大工程項目，也都是走大致相同的道路。
　　
　　社會上發起對于TD的批評，某種程度上迎合了國外廠商的一些想法，他們擔心中國提自主創新和強調信息安全，這樣他們的市場機會就沒有了。這種擔心是多余的，中國既要創新也要開放，中國通信設備市場的開放程度是很多發達國家都無法相比的。有人認為如果外國公司在中國失去市場，他們在中國會裁員或撤資，就會影響中國的就業和政府的稅收及GDP，但如果中國公司失去中國市場又怎么樣呢？有人以華為和中興在WCDMA和FDD-LTE的市場上獲得一定的占有率來反證中國在國際標準化上的努力是沒必要的，讓我們看看美國全美亞洲研究所特別報告“標準就是力量”如何說：“中國企業長期以來總認為國內的研發系統開發的技術不成熟，因而若有相類似的外國技術存在，總是青睞于外國技術。這種認識誤區已經導致中國一些行業的企業因采用外國技術而需支付大額使用費，從而降低了原本業已微薄的利潤”。當然今后在國際標準化方面的努力并非一定像TD那樣提出一個完整的標準，可以是你中有我和我 中有你，標準不是目的，在標準化過程中占有知識產權是關鍵所在，這是市場競爭實力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