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也是，運營商的2G既不用美國CDMA，也不用歐盟的 GSM，用日本本土的PDC。
　　
　　發達國家都是千方百計的保護自己的市場，只用自己的技術裝備。而我們中國三個標準并存，中國是真正開放的。
　　
　　我曾經訪問過日本的運營商NTTDoCoMo，他們聯合日本本土的設備開發公司研究開發手機，他們說政府對運營商有要求，要帶動本國設備廠商的發展，這是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而前幾年我國的運營商的上級只要求運營商保值增值。
　　
　　至于我國政府上馬TD的決策是否有問題，我認為關于TD的政府決策還是需要反思和總結的，主要是政府開始支持TD時還不夠堅決。
　　
　　政府在一開始態度的不明朗，導致了早期開發比較難、比較慢，也耽誤了3G牌照發放的好時機，導致了我國3G、4G間隔的時間較短。之所以政府3G牌照發放的晚，也是因為經過了太多環節，反復聽取不同意見，征求了專家、運營商、制造設備供應商等各方面的意見。
　　
　　中國移動這兩年確實將重點放在了4G上，而非TD-SCDMA，這是事實。從3G到4G這是技術升級換代的客觀過程，中國電信也要從CDMA2000過渡到FDD-LTE，并且這兩種是完全不兼容的，難道說中國電信也將CDMA2000的所有投資都打了水漂嗎？5G來了，難道4G也沒有用嗎？不能說吃到第三個饅頭飽了，前兩個就是沒有用的。
　　
　　這是技術演進的過程，總是后一代的技術更好，但不是前一代就是錯的。沒有3G對產業和市場的培育，就沒有廣大用戶對于4G的支持。中國的運營商不可能不上3G，等著上4G。不能說新的技術來了，前面的技術都失敗了，這是技術進步的過程。
　　
　　只能說我國的3G上得比較晚，4G來得快，這其中的間隔較短。對于TD產業來說，直接的影響就是沒有更從容地收回投資。
　　
　　而4G來得如此快的原因也是和國際競爭有關。美國保留了CDMA2000的市場，但只有美國本土、澳大利亞和中國在用，市場太小。美國想把Wi-Fi技術發展起來，提出了WiMAX，它采用OFDM技術，比CDMA的效率更高，對3G是挑戰，3GPP不得不盡快啟動也采用OFDM技術的LTE來應對。這倒逼了其他公司對4G的加緊研發。這是一個技術競爭的過程，顯示了快魚吃慢魚的殘酷規律。需要指出WiMAX也采用TDD技術，在雙工方式中TDD與FDD各有優缺點。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移動決定不上HSPA＋了，直接將重點放在4G上，希望把對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競爭優勢搶回來，從企業的角度，上4G的判斷也是沒有錯的。4G上來了，3G和2G的網絡還在繼續發揮作用，很多國家的運營商也都是這樣，目前的移動終端也基本上是多模多頻的。
　　
　　TD創新的經驗教訓是什么
　　
　　記者：您認為在當下對于TD創新的討論是否有意義？而TD發展的過程中，有什么經驗是值得總結的？
　　
　　鄔賀銓：對于TD的討論是很有意義的。TD的發展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一些教訓要吸取。
　　
　　首先，政府在早期對TD的支持不夠。科技部曾經在1998年的863項目部署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研發，但主要經費做的是WCDMA，很少的一部分安排到TD的研發。因為在這之前，沒有過這樣大通信系統的國內標準，所以當時政府、產業界對國內自己提出的標準信心都不足。從標準的提出到2009年發放3G牌照，十年了，沒有發放牌照，沒有運營 商帶領，產業界很難跟進。